佛山祖庙是岭南一座著名的庙宇，相传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2007年，在佛山市政府的主持下，佛山祖庙开始了全面修缮，工程历时三年。2010年11月29日，在佛山祖庙全面修缮工程竣工仪式上，祖庙首次恢复了秋祭，在第二年祖庙的“三月三”北帝诞活动中，又恢复了春祭，中止了多年的祖庙春秋二祭活动得到了恢复。
佛山祖庙春秋二祭在明代载入国家祀典，在提升祖庙地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活动的恢复，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尊重传统文化，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背景，在当代社会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一、传统社会的祖庙春秋谕祭
2010年恢复的祖庙春秋二祭，接续的是从明景泰年间开始的“春秋谕祭”的传统。在封建社会，祭祀是一种制度、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春秋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祭祀对于古代国家的重要性。那时，国家承认的祀典一般只到省城，即“祀典莫备于省”，只有少数到县一级区域，即“若有御灾捍患，祀于一府一州一县，则有之矣”。[1]而佛山祖庙当时只是一个乡一级社区的祠庙，却能被列入了国家祀典，这是非常罕见的。从佛山祖庙列入国家祀典的过程可以看出祖庙在佛山人心目中的地位。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海人黄萧养组织同狱犯人百余名，越狱发动起义，围攻广州和佛山，佛山岌岌可危。全镇商民手足无措，在地方精英的带领下到祖庙求签，听取北帝的旨意。求签的结果是北帝让他们抵抗。在战斗的过程中，地方精英制造出很多北帝显灵助战的传说。这些传说给了佛山镇人巨大的激励作用，最终打败了起义军。
景泰元年（1450年），由耆民伦逸安上奏请求封典，经有司复勘属实后，由广东布政使揭稽上奏朝廷。景泰三年（1452年），景泰皇帝敕封祖庙为“灵应祠”，佛山堡为“忠义乡”，并御赐了四块匾额、两幅对联等。从此，佛山祖庙正式列入官祀，朝廷每年春秋都派遣官员到祖庙致祭。这就是祖庙春秋谕祭的起源。
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地方精英利用了黄萧养起义的契机，通过“造神运动”让祖庙这个地方祠庙获得了官方的认可。[2]他们充分认识到祖庙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历史上，佛山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自治型”的社区，政府统治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地方的统治权其实是操持在地方精英的手里。而地方精英多是致仕回乡的官员或当地的富商，他们并没有朝廷任命的官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于众人的推举，另一方面就要借助于北帝的神圣权威。祖庙进入国朝祀典无疑有利于地方的整合和社会的稳定。
自明代景泰三年祖庙获得皇帝的敕封后，祖庙的春秋谕祭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清初由于统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崇尚佛教，祖庙曾一度受到官方的冷落，春秋谕祭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但是作为一个传统还是延续下来。[3]特别是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立佛山分府同知衙门之后，历任佛山同知都把祭祀北帝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至于祖庙春秋谕祭是何时被废止的，地方文献上并没有记载。笔者推测，清末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各种文化活动不受重视，春秋二祭也就逐渐中止了。
二、恢复祖庙春秋二祭的文化背景
祖庙春秋谕祭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而中止，到了民国，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出于“救亡”的需要，大量引进现代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论调。中国固有的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遭到了彻底否定，祖庙春秋二祭这种代表着“旧文化”的活动更加不会被人提起了。
祖庙春秋二祭的恢复，是在传统文化受到社会尊重，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实践造成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时空维度放松了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前被列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历史垃圾”又迎来了春天，民间的各种民俗活动、文化事项得到了复兴。人们开始普通认识到，过去被定义为“旧文化”的民间文化不应被全盘否定，但是在以科学理性与技术实用主义为价值和标准的主体文化中，人们始终没有新的理据来论证它们不属于“迷信”，证明它们不“落后”。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中国在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3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文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设的工作。全国人大在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由国家主席签署命令，该法自2011年6月1日开始施行。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中国当下的正式国家体制的一个概念。
正如学者高丙中所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改变了主流的思想，重新赋予长期被贬低的文化以积极的价值，改变了现代制度与草根文化的关系。它重新高度肯定原来被历次革命所否定的众多文化事项的价值，为近代以来在文化认同上长期自我扭曲的文化古国提供了文化自觉的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公共文化的框架。[4]
正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原来被贴上“封建迷信”标签的祖庙春秋二祭的恢复才具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
三、祖庙春秋二祭在当代的文化意义
祖庙的灵应牌坊上，有一个牌匾镌刻着“圣域”两个贴金大字。在传统社会，这两个字一方面代表了王朝的尊严，表明这是皇帝敕封过的地方；另一方面代表了神的尊严，因为这是北帝的行宫。在现代，王朝的尊严已成历史，神的尊严也已淡化，“圣域”两字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昭示着传统的神圣。现在的祖庙春秋二祭也已经没有在封建王朝时那种宗教的神圣，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首先，春秋二祭进一步修复了祖庙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祖庙在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例如其“儒释道合一”所蕴含的博大、包容的精神内涵；古建筑中保存的丰富历史信息；精美的“三雕两塑”和室内供品反映出的古人智慧。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中所能利用的珍贵遗产。春秋二祭的恢复可看作是佛山祖庙修缮工程的延续，或者说是祖庙修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的重修只是修复了祖庙的物质部分，而祖庙所附着的精神部分则需要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进行重修。此前恢复的“三月三”北帝诞可以说是这种精神修缮的“前期工程”，而春秋二祭和乡饮酒礼的恢复则是精神修缮的“重点工程”。
第二，祖庙春秋二祭有助于培养文化认同感，增强社会凝聚力。社会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通过一些共同的信仰形成“我们”的观念。祖庙是佛山传统文化的象征。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让人觉得佛山是一个有“根”的地方。在现代，祖庙已不仅是一个“神的居所”，也成了佛山人的心灵家园。佛山市民通过共同尊崇祖庙而感受到自己是佛山城市的一分子。春秋二祭的恢复，通过官方的行为，高度肯定了“北帝崇拜”这一文化事项的合法性，必然能增强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第三，祖庙春秋二祭有助于塑造佛山良好的城市形象。每年的春秋二祭都有佛山市领导参加，这相当于继承了古代由地方官员致祭的传统，并且广邀本地知名人士和海内外侨胞参与。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祖庙春秋二祭的盛况得到广泛传播，向外界传达了佛山尊重传统、重视文化、包容开放的正面形象，无形中提高了祖庙和佛山的知名度，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
注释：
[1]（清）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二《祀典》，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道光版），第一页。
[2]申小红：《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肖海明：《中枢与象征——佛山祖庙的历史、艺术与社会》，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4]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本文作者：李伯瑞，载《佛山艺文志》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