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有人类学民族志的特征。
贾樟柯的这部电影通过两个寻人的故事，反映了三峡库区蓄水前夕的社会景象。电影使用了类似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大量长镜头的运用赋予了这部电影一种感人的真实感。例如，电影开头船上令人眩晕的拥挤、杂乱场景一下子把我带入了一种悲悯的气氛中；韩三明行走在山腰上，背景是灰暗、残破的奉节县城，透露出一种生存的无奈感；韩三明与“小马哥”的对话，相当于人类学的访谈，只不过提问者不是人类学家，而是受访人自身；韩三明在船上与“麻老大”对话的时候，几个船工每人手托一个大碗，坐在床上吃面条的场景，表达的正是早期人类学最关注的“奇风异俗”。诸如此类的镜头表达着对人们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
电影中音乐（声音）的运用营造了一种“异文化”的情调。穿插于影片中的苍茫的歌声；光着膀子的胖子身上油光滑亮，深情地唱着“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一个面无表情的小孩陶醉地唱着“亲爱的，你慢慢飞……”；“小马哥”的手机铃声——经典的《上海滩》。这些音乐自然而然地出现，随意，真实、自然，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但又似乎想表达些什么。这是民族志式描写，但是导演并没有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的阐释”，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是阐释者。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用胶片书写的民族志，通过一种旁观者的眼光记录着“他者”的生活，而电影这种直逼人心的可视化形式又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参与观察”的机会。贾樟柯简直是个人类学家。